河南坠子

它流行于河南等中原地区和华北的部分省市，约在清代道光年间形成。

民国初年，又有孙民德、冯治邦、党治法、刘世禄、程万林、高治安等艺人在开封和郑州一带享有盛名。

不久河南坠子即传入京津等大城市，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

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河南的南乐、大名和清丰一带享名的乔利元和乔清秀夫妇应邀赴天津演出，董桂枝、程玉兰等名演员随后而至。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坠子相继传入上海、沈阳、西安、兰州、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

20世纪末期以来，河南坠子的生存发展遇到空前困难，艺人锐减，演出很少，急需扶持与保护。

河南坠子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曲艺形式，俗称“坠子书”、“简板书”或“响板书”，因使用坠子弦（又名坠琴）伴奏而得名。

河南坠子使用河南方音说唱表演，以唱为主，唱中夹说,所用唱腔主要包括【平腔】、【快扎板】、【武板】、【五字坎】和【垛板】等。

早期艺人均为男性，著名的有将坠子书带到安徽太和的郭成德和从道情说唱改为坠子书表演的薛玉湘、赵明堂、胡明善、徐振东、艾宝莲等。

河南坠子常演的节目有《偷石榴》、《小姑贤》、《三打四劝》、《王麻休妻》等“段儿书”和移植自道情说唱的《回龙传》、《响马传》、《五虎平西》、《狸猫换太子》等“长篇书”。

辛亥革命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河南坠子表演开始出现了女性艺人,已知最早的一批女艺人为从开封相国寺出道登场的张三妮和尹凤宝等。

她们的出现及家班的形成，使得河南坠子的表演在通常的自拉自唱之外又出现了男拉女唱或男女对唱的方式。

她们在天津坐场演出又灌制唱片，影响日隆。

其中乔清秀和乔利元的搭档演出风格独具，节奏流畅，吐字清脆，唱腔婉转，人称“小口”、“巧口”或“乔派”；程玉兰的演唱以板眼规整、深沉含蓄见长，人称“老口”或“程派”；董桂枝的演唱嗓音圆润，朴实明朗，人称“大口”或“董派”。

女演员的出现使河南坠子的表演在大城市里的发展趋向短段“唱曲”，虽然丰富了唱腔旋律，扩展了唱腔音域，提高了伴奏技巧，但也丢失了长篇说唱的特质与优势。

在河南本地，当时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擅演“风情书”的赵言祥、擅演《三国》段子的张治坤、号称商丘“四大名演”之一的李凤鸣等，女艺人则有以表演细腻见长的刘明枝、以表演妩媚著称的刘桂枝和以表演豪放夺人的刘宗琴，三人同时以擅演长篇大书著名，时人称为“郑州三刘”。

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有专职伴奏者使用的脚梆和坠胡，说唱演员使用的简板、铰子、矮脚书鼓与醒木等。

其中由道情改演河南坠子的艺人多用简板击节，由三弦书改演河南坠子的艺人多用铰子击节，由大鼓书改演坠子的艺人多用矮脚书鼓，醒木则多在说唱长篇书时使用。

说唱表演的方式除了早期一个人演出的“单口”和后来发展出的双人演出的“对口”外，还有三个人搭档演出的“群口”，几种方式各有适宜的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河南坠子的创作和表演更加自觉，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

王树德及其《黄道翻身桥》、刘宗琴及其《李逵夺鱼》、赵铮及其《摘棉花》和《双枪老太婆》、宋爱华及其《双赶车》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刘宗琴（关联传承人官方档案记载）：

其嗓音宽厚遒劲，唱腔高亢豪放，表演粗犷豪放，是说英雄唱豪杰的演唱大家。

代表作品有：《李逵夺鱼》《杨家将》等。

女，汉族，1928年生，河南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

1954年进入河南省曲艺团，1984年退休后被评为一级演员，并致力于河南坠子的教育工作。

宋爱华（关联传承人官方档案记载）：

女，汉族，1941年9月生，河南省虞城县人。

1953年起跟随其母刘世红习艺。

唱腔快捷明朗，大腔大调，善用喷口和贯口，在表演过程中又综合吸收东路坠子唱腔、乔派坠子的欢快音调、徐玉兰的“疙瘩腔”作为甩腔，逐渐形成了自己抒情欢快、委婉通畅、大气豪迈、风趣流利的演唱特点，在豫皖苏一带享有盛名。

经其演唱和加工的唱段多达两百余个，代表作有《山猫嘴说媒》等。

退休后先后培训少儿曲艺演员五十余名。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